美國沒有史玉柱 中國沒有喬布斯(圖)

史玉柱

喬布斯

　　對比一下喬布斯和史玉柱，這兩個各自國家商界中的標志性人物，應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兩人都是本國知識青年里的佼佼者，不但腦子好使還天不怕地不怕，早早投身高科技領域創(chuàng)業(yè)，并在三十歲左右就達到了事業(yè)的第一次高峰。

　　兩人都習慣于蔑視陳規(guī)，一副特立獨行的“范兒”，一個永遠是黑色套頭衫配牛仔褲，而另一個光頭紅白運動衣。

　　兩人都有著與生俱來的商業(yè)敏感，是真正的跨界高手。喬布斯在PC、音樂、電影、手機等多個領域都證明了自己的能力，而史玉柱則在軟件、房地產、保健品、金融投資、網游等戰(zhàn)場縱橫馳騁。

　　他們都是苛求細節(jié)的完美主義者，都能把一個產品做到驚天地泣鬼神。賣了10年的腦白金仍是中國最暢銷的保健品，而iPod則占據了數字音樂播放器市場的70％。此外，兩人還是洞悉人性的營銷天才。只不過一個靠發(fā)掘人性的美好賺錢，而另一個利用人性的弱點來搶金。

　　或許是因為成功來得太過迅速，他們都導演過自毀式的高速墜落，幡然醒悟之后，又靠著驚人的自我糾錯能力，重新畫出一條不斷向上的弧線。

　　曾有那么一段時間，史玉柱看起來就要成為中國的“喬布斯”了。從1989年起巨人每年都推出一款自主開發(fā)的產品，飛快地成長為一個年產值10億、利潤數千萬的高科技集團公司。

　　幾乎與此同時，喬布斯只剩下幾千萬美元的現金，和兩個面臨著裁員重組的問題公司，他完全可以成為美國版的“史玉柱”，比如在加州搞房地產，去拉斯維加斯開賭場，到中東倒騰石油軍火，或者變成一個精明的股權投資人。但他什么都沒有干，只是繼續(xù)掏自己和別人的腰包來支持兩個長期賠錢的公司，固執(zhí)地等著它們長大。

　　但最終，甲是甲，乙是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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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種程度上，喬布斯是幸運的。在美國，他的理想主義總能找到合適的欣賞者，所以他咬牙不向現實妥協。像羅斯·佩羅這樣的前輩創(chuàng)業(yè)家愿意簽出支票并與其分擔風險，迪士尼這樣的大公司也同意投資給小公司Pixar，讓其制作動畫長片并參與分成。

　　而史玉柱之所以蛻變成今天的史玉柱，是因為他發(fā)現，背負著2億巨債想要東山再起，就手頭的兩個項目來說，搞軟件雖然利潤很高，但市場相對有限，如果要還清2億元，估計要10年；而保健品不僅市場大而且剛起步，做腦白金最多只需5年。

　　事后證明，他的選擇居然是對的。

　　喬布斯早年的密友、曾經一起去印度朝圣的丹尼爾·科特克曾說：“史蒂夫心中總是裝著他的蘋果電腦。從更深層次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內心總有一種深切的不安全感，這使他必須出去闖蕩以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而那個來自安徽小鎮(zhèn)，獨自闖蕩大城市的青年有著非常相似的英雄主義情結。1990年，身高1米80、體重不到60公斤的史玉柱給自己的公司起了一個非常響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為中國的IBM，東方的巨人。在小平南巡講話之后，最高領導紛紛視察巨人，有題詞說“中國就應該做巨人”。

　　最終史玉柱被這種自我賦予和外界強加的使命感所壓垮。此后，他轉變成了一個徹底的實用主義者，“只做商人應該做的事”。

　　但喬布斯繼續(xù)扮演著一個理想主義的暴君角色。在他的威權統治下，蘋果公司像一個“小王國”高效運轉著。如果喬布斯生在中國，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臣民社會”而非“公民社會”里，他的自大會慣壞他，人們屈服于他的權威，直到他把公司毀滅，就像牟其中、唐萬新、孫宏斌這些人一樣。但他生在美國。美式資本主義有種對沖的力量。董事會、股東代表、機構投資者像一道道緊箍咒約束著他。最終，喬布斯和蘋果公司實現了雙贏。

　　殊為難得的是，兩個人都沒有成為過去失敗的奴隸。喬布斯學會了寬容，知道了怎么信任和授權給優(yōu)秀的人，比如Pixar總裁約翰·拉賽特、喬納森·埃弗—這個英國人，原來是設計白色馬桶的，后來在蘋果公司擔當設計副總裁。學會了合作與開放，讓微軟入股，用英特爾的芯片，建立了iPhone手機開放平臺。

　　而史玉柱知道，必須時時刻刻保持危機意識，讓企業(yè)永遠保持充沛的現金流。他只做有著高利潤率又不跟政府沾邊的生意（這樣的生意常常處于灰色地帶），他去參股華夏、民生銀行(600016,股吧)，把公司及時兌現（賣掉了上海健特、巨人上市融資近10億美金），跟媒體保持足夠的距離。唯一遺憾的是，他對創(chuàng)新不再有興趣。

　　美國生物歷史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中提問，為什么是歐亞大陸的牛、馬、羊、豬，而不是南美洲的羊駝、非洲的斑馬，成為最終廣泛分布于全世界的牲畜？他的答案是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