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督察

　　通過引入民間力量，紅基會正悄然推動著大型公募基金會的制度改良

　　文 | 本刊記者 熊靜如

　　時針已經越過中午十二點。

　　“下面我們再進行一次表決，不同意這個章程的請舉手！”會議主持人——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看了看零星舉起的幾只手，“那我們就原則上通過中國紅基會社會監(jiān)督委員會章程和中國紅基會社會監(jiān)督員聘任制度，定為暫行，以后再繼續(xù)討論？”會場上終于安靜了下來，徐永光舒了口氣：“好，會議到此結束?！?/p>

　　這是5月24日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在北京舉行的社會監(jiān)督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最后一幕，至此，社會監(jiān)督終于作為一項固定的機制，被落實了下來。會議過程中，現場討論激烈，三次投票，委員中總會出現“不合群”的人。但從另一角度看，這似乎也印證了紅基會會長郭長江此前的聲明：“我們真誠希望社會各界能夠來監(jiān)督我們?！?/p>

　　盡管還存在著諸多爭議，民間力量對公益基金會的監(jiān)督拷問，已經開始蹣跚起步。

　　應“危機”而生

　　2008年的汶川地震，喚起了眾多人的慈善之心?？拐鹁葹钠陂g，中國紅基會累計募集救災款物13.92億元，成為國內募集救災資金最多的基金會，這筆龐大的善款如何使用，自然也就成為了公眾目光的焦點。而恰恰就在這個備受矚目的風口浪尖上，一起善款截留事件讓紅基會頓時陷入了信任危機。

　　事件的主人公馬書君19歲當兵入伍，曾是1998年抗洪搶險中的一員。2005年，因無力救助身患白血病的兒子，流落天津街頭跪地乞求。經過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牽線，次年，紅基會下設的小天使基金與中央電視臺《開心辭典》欄目合辦了一期公益節(jié)目，為馬書君募集到了很多社會捐款。隨后，馬更是成為了中國紅基會的一名志愿者。

　　然而，接下來的事實說明，一個不完善的制度對于人心中的欲念會產生多大的催發(fā)作用——即使是心懷感激的“抗洪英雄”與“愛心爸爸”也難以抵御。

　　小天使基金是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倡導建立的中國第一個救助白血病兒童的專項基金。它采取患者家庭上報資料、小天使基金進行審批并向資料中的銀行賬戶撥救助款的工作流程。通過那次節(jié)目成名的馬書君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成為了患兒家庭和小天使基金之間的“橋梁”：他幫助邯鄲白血病患兒申請基金及審批材料，但要求，一旦通過，患者可以從善款中拿走一半善款，另一半卻要留給其他患者——不過，馬書君拿走的這一半錢的真正去向卻無人核查，漸漸地，其與患者家屬約定的“抽成”比例越來越高，甚至在他“幫助”的患兒中，有的直到病逝，都沒有拿到善款。

　　直到2009年，一位沒有領到錢的患兒家長到北京咨詢，才引起了紅基會的警覺。正式報案后，馬書君自首。經查實，他截留善款達20余萬元，消息曝出，輿論嘩然。這也最終促使紅基會在案發(fā)兩個月后，召開“社會監(jiān)督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正式拉開監(jiān)督巡視工作序幕。

　　社會監(jiān)督委員會的組建采取國內公開邀請的方式，成員多為學界、媒體、法律、NGO中的知名人士。比如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周瑞金擔任主任委員，原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yè)促進司司長王振耀、科技日報總編輯陳泉涌、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PO研究所所長康曉光為副主任委員，其他委員也無一不是各界“大腕”。

　　當然，這也意味著這些人難以有很多時間親身到項目實施地進行實地核查，于是紅基會又配備了“巡視員”，通過媒體向社會招聘一些曾在紀檢、監(jiān)察、審計、財務、法律、工程監(jiān)理以及醫(yī)療、教育、慈善等相關領域工作過的民間人士參與巡查，由紅基會組織一系列與監(jiān)督工作密切相關的主題培訓和能力建設講座，對他們進行培訓。

　　2009年8月，剛剛成立的巡視組在四川德陽巡視時就發(fā)現，什邡市紅十字會未經中國紅基會同意，擅自將鎣華小學項目調整到什邡市馬祖鎮(zhèn)幼兒園項目。經過核查，紅十字基金會撤消了對該項目的資助并收回已撥付的一期資金420萬元。

　　但巡視組不僅僅只扮演“黑臉”的角色，2010年3月，巡視組赴四川巴中市通江縣文峰鄉(xiāng)巡查5.12災后重建項目時發(fā)現，有的小學雖然教室建好了，但是學校沒有公廁，操場泥濘，學生沒有課外讀物、午餐和熱水。巡視員隨即提出了項目延伸建議，為該項目所涉及的三所小學爭取到了公廁、操場建設、修建午餐灶臺、購置保溫桶以及建立紅十字書庫的追加款項。

　　走出第一步

　　“每一期監(jiān)督辦給我的簡報我都看了，但是感覺千篇一律，過于抽象。我希望看到第一手的資料?！痹?月24日的會議上，一位委員對監(jiān)督工作提出了如此建議。

　　紅基會的監(jiān)督辦與巡視員們對5.12災后重建項目、“春雨行動”抗旱救災項目、醫(yī)療救助項目定點醫(yī)院、助學項目進行了巡視、抽查和回訪，向社會監(jiān)督委員會提交巡視報告，并對中國紅基會提出相應的意見和建議。整體來看，巡查的范圍可稱得上廣闊，但深度，似乎還有待提升。

　　對此，主要由紅基會工作人員組成的監(jiān)督辦感到很無奈：“第一手的資料和數據太龐雜了，很難完整呈現。簡報目前每一期都要做到生動翔實，實際操作起來太難了?！?/p>

　　由于委員和巡視員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因此大量繁瑣細致的工作實際是由紅基會自己的監(jiān)督辦來完成。監(jiān)督委并沒有那么多時間來進行細致的督導工作——即使是對于這次重要的會議，22名社會監(jiān)督委員會委員中也只實到17位，其余5名則因事務繁忙僅派代表出席。而委員們希望通過簡報獲得非常具體的內容，達到能代替其實地訪問的效果，但對于人手有限的監(jiān)督辦來說，幾乎不太可能。

　　另外，此次會議還圍繞“巡視員”這一名稱產生了爭論。以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為代表的一些委員提出，“巡視員”的叫法過于官方，淡化了社會監(jiān)督的色彩。他們擔心這些巡視員會被地方政府當做“欽差大臣”，從而使監(jiān)督工作淪為“下下鄉(xiāng)、吃吃飯、聽聽報告”的粗放式走訪。但另外一些委員則認為，社會監(jiān)督機制建立時間尚短，此時隨意改名不利于這一機制的穩(wěn)步發(fā)展和公眾認知。

　　聯想到最近上海盧灣區(qū)紅十字會吃出“萬元餐”的事件，這一名稱之爭的背后其實折射出的是社會各界對于公益機構更加民間化、社會化的殷切期待。紅基會與監(jiān)督委的熱烈討論也體現出其作為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會，正在通過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努力尋求“去官方化”，以提升透明度和公信力。

　　事實上，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很多大發(fā)戰(zhàn)爭財的富人也曾假借慈善之名巧立基金會來鉆稅法漏洞，并擅自挪用捐款中飽私囊。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公益行業(yè)經歷爆發(fā)式成長的同時，福音教慈善組織、最大公募機構“聯合美國道路”、新時代慈善基金會幾起財務丑聞，也令美國公益機構的公信力一度跌入低谷。

　　美國公益界由此進行了一次深刻反思：單靠基金會自律顯然是不夠的，而政府監(jiān)督更多是要基于政策之上，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又往往需要長期的磨合，經常是出了問題之后才會進行總結、沉淀、修正，無法做到預防，滯后性非常明顯。

　　在自審和政府監(jiān)督都無法達到最佳效果的情況下，引入第三方力量就成了必然選擇。2001年以來，以“慈善導航者”為代表，美國出現了一批第三方分類評估機構，向社會公布從零星到四星的評級結果，并且，任何一位美國公民都可以向慈善機構要求查閱賬目。

　　這似乎正應和了將自身內生的“監(jiān)督辦”與社會精英組成的“監(jiān)督委”相結合，再搭配上實地走訪的巡視員這樣的“鐵三角”結構。紅基會的這次創(chuàng)新，是否最終能根除公募基金會的“頑疾”，或許還需時間來驗證，但畢竟，它跨出了第一步。